宋才发教授系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首任院长、二级教授，湖北省有突出贡献专家、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国家民委首届有突出贡献专家，广西民族大学特聘“相思湖讲席教授”，贵州民族大学特聘教授、民族法学学科团队领衔人，博士生导师。
毛泽东的唯物史观及其成因探析
宋才发
黑格尔说过：“反思以思想的本身为内容，力求思想自觉其为思想。”毛泽东的一生是同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同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社会主义事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对毛泽东这位20世纪震撼中国与世界的历史伟人唯物史观的剖析与探索，对于我们今天继续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这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观（又称“唯物史观”）的最基本的内容。马克思对此作了经典性的表述：“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能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发生。”
毛泽东的历史观的基本观点同马克思的历史观是一致的，但更富有中国的特色。毛泽东的历史观是由如下几个基本观点构成的：（1）提出社会基本矛盾的新概念；（2）肯定阶级斗争在阶级社会中的重大作用；（3）提出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形式；（4）阐明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特色内容。毛泽东的历史观与马克思的历史观如此相吻合，是因为毛泽东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过程，实际上正是他唯物史观的形成过程。毛泽东自接受过马克思主义参加革命活动开始，就致力于批判唯心史观，坚持和发展唯物史观。早在1921年1月，当毛泽东同在法国勤工俭学的蔡和森讨论建党的指导思想时就指出：“唯物史观是吾党的哲学根据”。当时的决定性因素有两点：一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存在着尖锐复杂的矛盾，要正确地分析和解决这些矛盾，其钥匙就在于娴熟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观；二是在“五四”运动前后，传播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主要是唯物史观。因而毛泽东所能接触到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资料也只能是唯物史观方面的内容，从而首先形成了他的唯物史观的思想。可以这样认为，经过毛泽东在随后的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不断总结而日臻完善和成熟的唯物史观，在观念上再现了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历史进程，反了当代中国革命的逻辑和一般规律。
二
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和制约着毛泽东唯物史观的形成。从8岁开始毛泽东就进私塾读书，接受“四书五经”的儒家文化教育。他和旧中国其他学童没有什么两样，深受封建迷信的束缚；当他母亲生病时，他总免不了要去乞求于神灵的保佑。他酷爱阅读和钻研富有“造反”性的中国古代传奇小说，尤其像《三国演义》、《水浒传》、《隋唐演义》和《西游记》这类优秀的古典文学作品，因而在少年的毛泽东心灵里就开始萌发了救国救民的抗争心理，并逐渐发展成为朦胧的政治觉悟。但由于传统文化是科学与迷信、精华与糟粕、进步与愚昧混在一起的，所以，传统的中国文化作为毛泽东唯物史观产生的背景文化，一方面促使毛泽东的思想朝着积极向上不断奋进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又决定了这一思想的发展道路必然是复杂的。能否有可能实现由唯心史观向唯物史观的转变，最基本的条件就在于突破传统文化中封建礼教和迷信的束缚，树立起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
中西文化相结合是形成毛泽东唯物史观的重要条件。所谓中国传统文化，当然指的是中国的民族文化。如果说中国传统文化在古代，主要指的是两千年来汉文化中的孔子教义、儒家学说，这大概不成异议。然而中国文化不能只有古代而没有近代。不管人们赞成与否，这样一个事实是无法否认的：“三民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占着中国近代文化主导的地位。”“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上第一次提出‘三民主义’，开宗明义说：‘余维欧美之进化，凡以三大主义，曰民族，曰民权，曰民生’。在同盟会革命方略上又说：‘虽经纬万端，要其一贯之精神则为自由平等博爱。’欧美进化的三大主义和作为法国大革命旗帜的‘自由平等博爱’，都是西方文化，后来又都成了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毛泽东不仅早在1910年秋就学到了自然科学和中国的历史、地理，还初次读到了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受到了维新变法思想的影响，树立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政治观点。后来又拜读了同盟会主办的《民主报》刊载的有关广州反清起义的文章和同盟会的革命纲领，进一步增强了他的革命意识。与此同时，他还十分重视研究中国的学术思想中有用的东西，如王船山的朴素唯物主义和民族意识，谭嗣同的辩证法思想和自我牺牲精神等。对西方新学他也广为涉猎，譬如他当时就阅读了亚当·斯密的《原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斯宾塞的《逻辑》，以及卢梭、孟德斯鸠等人的著作；还有欧美等国的历史地理，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哲学、历史等。从而为毛泽东唯物史观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毛泽东还继承了清代学者所倡导的求实精神和学以致用的思想，在读有字之书的同时，异常重视读社会这本无字之书，即进行社会调查和社会实践活动。所以毛泽东在他的课堂笔记《讲堂录》中就说“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已。”毛泽东的调查研究活动在他伟大的一生中是十分鲜明突出的。他除了参加过革命新军外，在湖南一师读书时还徒步湖南数县进行考察，组织“新民学会”和举办工人夜校，以唤起工人觉悟形成拯救中华民族的伟大力量。所有这些，都不仅是他能够确定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重要因素，而且是他能够最终形成唯物史观并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重要条件。
从对历史文化遗产的研究中吸取唯物的精华。毛泽东指出，中国是一个“地广人众、历史悠久而又富于革命传统和优秀遗产的国家”。他在治学历史的过程中给自己规定了这样的学习原则：“庀千山之材而为一台，汇百家之说，而成一学。”然而这并非是无批判地兼收并蓄，而是要“挈其瑰宝”、“绝其缁磷”、以达到“取精用宏，根茂实盛”的目的。毛泽东毕生都没有放弃这种努力。“在他的存书中，有一部乾隆十二年英武殿版的线装二十四史。从书上批注、圈点、勾画的笔迹可以看出，这部八百五十册的巨著，他曾从头到尾读过。”理论的创造离不开前人的成果。在吸取传统文化精华方面，他依据中国古代的所谓“法先王”与“法后王”之争做出历史的结论，提出了“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方针；依据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在思想文化方面的历史经验，他提出了繁荣文化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吸取治国之策方面，他把中国古代关于“仁政”与“刑政”、“礼治”与“法治”的思想紧密地结合起来加以改造，发展成为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和民主与法制建设的思想；在用人、治事方面，他对中国古代“尚贤”、“任能”的思想加以变革和发展，指出了在党和国家干部政策上的“任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亲”的正确原则等。为了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和反帝反封建的思想武器，毛泽东不得不把学习和研究历史文化遗产的重点放到哲学方面。青年毛泽东在接受唯心主义思想的同时，则更多地学到并掌握了唯物论和辩证法的思想。譬如，他在德国资产阶级伦理学家
在革命风浪的搏击中形成辩证唯物史观。正当中国无产阶级开始发展成为独立的阶级力量的时候，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马克思主义由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零碎、片断以至歪曲的介绍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李大钊在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余工余值论”和“阶级竞争说”时，特别阐明了三大原理之间的内在联系，指出“唯物史观”是理论基础，是“拯救中国的导星”；“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结起来。”继他之后，所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都以传播和宣传唯物史观为主攻方向和侧重点，并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开始阶级斗争的实践。毛泽东在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社会历史观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和迅速的进步。这种变化首先是在他为《湘江评论》撰写的《创刊宣言》和论文《民众的大联合》中表现出来的。《创刊宣言》提出了两个尖锐的问题：“世界什么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这是社会历史观的两个带根本性的问题。毛泽东对此都作了唯物史观的回答：“吃饭问题最大”；“民众联合力量最强。”在《民众的大联合》中又进一步指出：民众大联合是解决国家社会黑暗问题的根本方法。《湘江评论》一方面表明毛泽东已初探性地掌握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同时又表明毛泽东还没有成为一个完全的马克思主义者，因为此时的毛泽东“还没有完全摆脱无政府主义等非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自他率领“驱张”代表团于1919年底第二次到北京，系统地学习了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和柯卡普著的《社会主义史》三本书之后的1920年夏天，毛泽东才在“理论上和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1921年1月《在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上的发言》，则是毛泽东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道路和形成了唯物史观的重要标志。
三
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毛泽东晚年也犯过严重的错误，他的政治哲学思想曾陷入了矛盾的怪圈。譬如，他在真诚地高呼“人民万岁”的同时，又说目前“需要一点个人崇拜”；他期望在更广泛的程度上实现人民民主，多次强调“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是社会主义的首要课题，实际上又人为地把党内的不同见解，视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他对以权谋私的官僚主义罪恶行径表示极大的愤慨，发动“文化大革命”却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极大的灾难。尤其是在民主政治问题上，毛泽东在某些问题上也陷入怪圈之中。他曾给“人民”赋予了“国家主人”的崇高地位。在他的许多著作中都阐明了这样的一个思想：在旧中国人民群众处于被统治的奴隶地位，由于政治实力悬殊和文化水平的局限，作为“奴隶的人民”不可能直接地、自发地推翻有产阶级的统治，成为“主人的人民”。他们只有集中民族的精华，形成与统治阶级相抗衡的先进思想和阶级先锋队，构成强有力的凝聚优势，以此作为自身价值的代表和“中介”，才能完成由奴隶上升为主人的转变过程。这个“精华”、“先锋队”和“中介”就是中国共产党，党的出发点和归宿都必须以“人民”为轴心，它的政治功能不能超出人民由“奴隶”上升为“主人”过程中的“中介”范围。到晚年他则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人民已成为主人，但官僚主义阶层却成了“主人的主人”。因而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有可能再次沦为“奴隶”。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他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认为搞一次“文化大革命”是有必要的。因而毛泽东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他在犯严重错误的时候，还多次要求全党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还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这是他的悲剧所在。”
根深蒂固的中国传统文化与毛泽东唯物史观形成的关系。对于传统文化，有精华也有糟粕。如果说孔学只有不合理的一面，那就等于说以往绝大部分历史都是不合理的存在，人们的理智不会相信这一点。然而自从孔学开始，保守、封闭带来危害，却又是不可辩驳的事实。严复就曾大声疾呼：中国严重落后，根源在于教化学术乖戾，“六经五子亦皆责有难辞。”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与传统文化中的消极方面影响有关。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深有研究，在公开发表的毛泽东的言论中，引用外来科学文化的术语甚少，而引用中国历代典故甚多。据不完全统计，《毛泽东选集》1-4卷就援引了成语典故201处之多（其中第1卷为54处，第2卷为69处，第3卷为45处，第4卷为33处）。传统文化在毛泽东身上刻有深沉的印记。费正清曾说过：“共产党的自我批评，在某种程度上使人回想起儒家修身自省的学说”；“延安时代和后来的思想改造，曾引用过中国的传统术语，并且援引了儒家思想的理论根据。”为了论证的方便，在这里不妨仍以民主政治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纵观政治思想史，中国的“重民”思想异常丰富和深刻，但它毕竟不属于近代意义上的民主范畴。“重民”所强调的是维护社会等级秩序的“保民”、“养民”、“逸民”和“惠民”等。如“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可覆舟”。这些论述基本上都围绕着明君、良臣、顺民三者的相互关系转动，还没有完全突破《尚书》“天惟时求民主的”思维结构，用人的开放的程度还没有超出“伯乐相马”的层次，对官员的要求没完全诉诸于法律约束，仍然靠道德、良心和廉洁来维持。所以，尽管毛泽东晚年反复强调“国家机关的改革，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联系群众”。而实际上反映的问题却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人民参政程度不足和人民政治监督缺乏。这种制度上的缺陷，当然需要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完善民主与法制的途径来实现；但从更深的层次看，它又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沉积的结果，它的改变还需依赖于社会公民素质结构的更新和现代科学文化的昌明。
政治制度是政治文化的核心。中国政治制度史的跨度之长，覆盖面之广，它反映了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结构、经济发展和文明发达的程度，各个朝代的兴替盛衰，各种政治性代表人物的崛起与败亡，其事业的功过，无不与当时的政治制度及其运用得失有关。在阶级社会里，没有过可以超然于阶级利益之外的政治制度，也没有过不对社会生活进行干预、引导和限制的政治制度。在源远流长的封建政治文化典籍中，毛泽东自幼酷爱的《春秋》、《左传》不谓不古老精赅，二十四史不谓不规模恢宏，《资治通鉴》不谓不体大思深。它们在记叙历史事实、考析史料以及对某些历史问题的论述方面，都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们超脱了封建性，具有科学的历史观。就连资产阶级史学家梁启超也不否认它们是“绝好之皇帝教科书”。毛泽东是人民的领袖，不是封建君主，他对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唯心史观作过深刻地批判，以期驱散它对于史学的桎梏。但由于封建文化的历史沉积，他
原载《东疆学刊》1990年第1、2期合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