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庆平：修身恕人，尊师爱生
——缅怀张传玺恩师
2021年2月27日，我的研究生导师张传玺先生仙逝，这天恰好是恩师94周岁生日。回忆思考恩师近40年来对我的精心培养和谆谆教诲，一切历历在目，恍如昨日，多次怀旧生情，潸然泪下。恩师仙逝后，因为疫情防控的原因，医院不让我们弟子和恩师家人到病床前送别。我与恩师大女儿张丹青师姐在恩师仙逝后首次通话时，真是悲痛欲绝，不禁失声痛哭。
使我内心稍感平衡的一点是：在恩师病重抢救阶段，医院特许我到恩师病床前，与恩师轻声私聊了几分钟。恩师当时已不能说话，主要是我汇报他听，那几天张丹青师姐陪护恩师。我简要汇报了恩师病重前一天，还在认真修改完善的《翦伯赞画传》、《学习翦老 传承翦老》两部文稿（恩师主编并修改完善，我与师弟宋一夫两人出资15万元并负责联系出版，我的毕业博士庄小霞具体负责编写整理），已完璧交由华文出版社，并确认落实了所有出版细节，请恩师放心。在我汇报的过程中，恩师先后三次竖起大拇指表示满意。通过恩师的肢体动作和眼神流露，我感到恩师完全可以听懂我的汇报，至少是心领神会。后来在恩师住院期间，张丹青师姐通过微信，每天上午都会定时发给我恩师的病情动态，并附一张监测仪实时监测的照片。我再马上转发到恩师研究生微信群，我共有11位已取得联系的师弟师妹。
关于恩师的一生，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在“张传玺先生生平”中评价：“是一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一生致力于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应用在史学研究与教学上。在上世纪及本世纪一些重大历史课题研究方面，取得了不凡的建树。注重理论与实证相结合，是张传玺先生史学研究的突出特点……在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是我国学者在这一研究领域的标志性成果……开辟了文献、考古、实际应用三位一体的历史学研究新途径、新方法……深受广大师生的好评……兢兢于教育，孜孜于学问，笔耕于寸心，谦逊于为人，无欲于名利，仁爱于他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在“唁电”中评价：“我国当代著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长期致力于中国古代史研究，特别是在秦汉史研究领域成绩斐然……推动了学科理论建设和方法创新……为推动中国古代史学科高等教育做出卓著贡献……在共同推进中国古代史研究、学科建设、人才培养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恩师是翦伯赞先生的研究生大弟子和助手。翦伯赞先生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生前长期担任北大副校长和历史学系主任。2016年5月17日，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专门提到了翦伯赞先生：“在长期实践探索中，产生了郭沫若、李达、艾思奇、翦伯赞、范文澜、吕振羽、马寅初、费孝通、钱钟书等一大批名家大师，为我国当代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进行了开拓性努力。”习总书记提到的九位“名家大师”中，北大教授就有三位：翦伯赞、马寅初、费孝通。
翦伯赞先生培养的研究生中，恩师是第一批和唯一留校工作者。在北大师承这方面，我与恩师完全相同：恩师培养的14位研究生中，我是第一批和唯一留校工作者。从北大师承的角度，翦伯赞先生是我的师爷。
我不仅长期在恩师身边当助手助教，而且经常到恩师家漫谈长聊并请教。恩师待我如子，每次我去恩师家，恩师都会敞开心扉和我漫谈长聊，几乎无话不聊，畅所欲言，几小时很快就过去了。我很享受去恩师家漫谈长聊的时光，逐渐形成越去越想去、越聊越想聊的心理和习惯。我经常在去恩师家漫谈长聊后不久，又身不由己地再去恩师家漫谈长聊。关于恩师的学术贡献，今后我会专文整理总结。以下我仅从个人经历和点滴感悟的角度，简要谈谈恩师的修身、恕人、尊师、爱生。
首先谈修身。恩师特别重视修身，他认为儒家內圣外王的“八目”中，最重要的是修身，所以《礼记·大学》强调：“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体现恩师修身者有四个方面：
一是为人低调。恩师淡泊名利，宁静致远，主张美美与共，甘为人梯。恩师信奉孔子“少年戒色”、 “壮年戒斗”、“老年戒得”的克己理念。恩师近年来更加主动做减法，尽量将某些好东西减给年轻人。恩师认为世上很多好东西，并不是自己生命和生活中必需的。恩师与我经常深谈畅论和同心共悟“六尺巷”（清朝宰相张英让三尺地）、“爱心桥”（老羚羊用生命换来后代延续）、“《红楼梦》好了歌”、 “张公艺百忍齐家”、“金碧峰和尚感悟虚空”（“若人欲拿金碧峰，除非铁链锁虚空。虚空若能锁得住，再来拿我金碧峰”）的意义和意境。
恩师为人低调也体现在从不正式祝寿。恩师80岁时，坚决谢绝我们研究生弟子为他正式祝寿；恩师90岁时，又坚决谢绝我们研究生弟子为他正式祝寿。我曾当面多次劝说恩师，尽量给我们研究生弟子机会为他正式祝寿，并出版祝寿文集。但恩师态度极其坚决，无论如何都不同意我们为他正式祝寿，而且没有任何商量余地。我们研究生弟子“恭敬不如从命”，只好顺从恩师意愿。恩师90岁时，我和师弟宋一夫经恩师同意，去恩师家非正式地为恩师祝了一次寿。
二是真善美。恩师身上的真善美是一以贯之的，本文提到恩师的很多事例，都可体现出恩师身上的真善美。恩师教导我说，真善美更多是先天人的本性，忠恕更多是靠后天个人以极大毅力修炼。一般人往往“两头真”，儿童相对“真”，所谓童言无忌；老人也相对“真”，所谓无欲则真。中青年人有时不太“真”，因为过多讲求趋利避害。恩师认为，随着进入成年期，特别是功名权钱等身外之物不断增加，每人自身的真善美都会减少。但中青年人都应力争：自身真善美减少的速度慢一点，减少的幅度小一点。退休后成为老人，每人自身的真善美或会逐渐增加，往往“其言也直”，“其言也善”。
三是忠恕。恩师非常认同孔子“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等理念。恩师是北大副校长和历史学系主任翦伯赞先生的研究生大弟子和助手，在北大和历史学系都属于主流。但翦老仙逝后，恩师受到不少不公平不合理的对待。尤其是恩师学术水平很高，但终身未被评为博士生导师。但恩师从来不发牢骚，也不抱怨别人。恩师常说：“忠恕感恩属于美德，牢骚抱怨没有意义”。“宁可别人负我，我绝不负别人。”恩师向往追求和身体力行的是“以德报怨”、“此心光明”。恩师还说：天道是公平的，自然平衡法则是宇宙第一法则。人道有时是不公平的，人生大多不公平不合理不如意。为人处世，主观上一定要只求耕耘，莫问收获；只求奉献，莫问回报。而客观上往往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一分奉献，一分回报。客观上有时是一分耕耘，二分收获；一分奉献，二分回报。在这背后起作用的，就是自然平衡法则。恩师相信：公平的天道最终会战胜有时不公平的人道。
四是慎独。慎独是修身的最高境界，即一人独处时也自觉遵守道德规范。恩师始终都能做到慎独，曾国藩认为“慎独则心安”，所以恩师修身慎独，一生心安。我读研究生时，恩师给我讲过汉代荆州刺史杨震慎独的故事：杨震“道经昌邑，故所举荆州茂才王密为昌邑令，谒见，至夜怀金十斤以遗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无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密愧而出”（《后汉书》卷五十四）。恩师讲完故事后，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一人独处做事时要有敬畏之心，要敬畏天地良心。因为尽管别人不知，但天知地知自知。这里的天地既指宇宙自然，也指人民群众。恩师强调：尤其是共产党员，更应始终恪守慎独。恩师和我都是共产党员。
其次谈恕人。恩师身体力行恕人，他主张待人要将心比心，以心换心，还主张“狭路相逢宜回身”， “往来都是有缘人”。许多人对恩师的评价是：慈眉善目，和蔼可亲，与人为善，成人之美。体现恩师恕人者有两个例子：
一是与张所昆电话交谈。张所昆在《我与张传玺教授的忘年交》一文（《日照日报》2019年1月7日）中说，自己是“既非历史系出身又无文史工作经历的”“平民百姓”。“在2017年春节前后，我提笔冒昧地给张教授写了信。”张教授收到信后，“给我打电话之时，身体抱恙，是躺在病床上在与我通话呀。可见他对我发去的信，是多么重视啊。”“与张教授通话，领受他的教导，简直如沐春风，恰似醍醐灌顶。我与他交往至今，所有通话回数加起来不下二三十次，有时候一天两次。”“每次通话时间大都在半个小时以上”。在谈到张所昆写的文章时，张教授一方面给以耐心指导和鼓励，另一方面实事求是地指出不足：“两篇文章都很有道理，但还不行。”“还缺乏过硬的材料”，“还需要依据（证据）”，“还不能作为结论”。张所昆在文末写道：“谢谢您，张教授！一直承蒙您深厚的关爱和无私的指教，却又与您素未谋面，可叹可叹！晚生遥祝您健康长寿！”
二是考试给学生满分。据北大历史学系原主任牛大勇回忆：1978年他们入学后第一学期，张传玺和孙淼两位老师给他们分段讲授中国通史基础课。期末考试，张传玺老师和孙淼老师各自负责判50分，结果好几位同学得了100分，有人说这分可能给得太高了吧？张传玺老师说：既然他们学得好，就应该得这个分。只要学生学得好就给满分，既体现了恩师的实事求是和激励先进，也体现了恩师的恕人之道和成人之美。
再次谈尊师。恩师始终尊敬师长，体现恩师尊敬师长者有两个方面：
一是尊敬翦伯赞先生。恩师非常尊敬翦老，正如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张传玺先生生平”所写：“张传玺先生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整理研究翦老宝贵的史学遗著和手稿资料。先在1980年出版了《翦伯赞史学论文选集》；又在2008年为纪念翦伯赞先生诞辰110周年，整理出版了10卷本、600万字的《翦伯赞全集》和《翦伯赞诗集》，并亲自进行辑注。为让后人了解翦老光辉的一生，张传玺先生从1978年9月就开始筹备撰写《翦伯赞传》，历时18年收集资料，到四川、重庆，湖南长沙和桃源，探访翦老的故乡及生活工作过的地方，采访翦老的亲友和文博单位，并阅读大量当代人的传记、年谱、回忆录等。之后又用了一年的时间完成了50万字的《翦伯赞传》的写作，并在北京大学为翦老举行‘百年诞辰’纪念大会的前夕，由北大出版社出版。一直到张传玺先生病重前一天，他还在撰写回忆翦老的《翦伯赞画传》、《学习翦老 传承翦老》两部文稿。”恩师曾说：“我给翦⽼当助⼿，有⼈不理解，说我那⼏年没写东⻄，牺牲那么⼤。我说：‘情况并不如此！我跟翦⽼⼗年，受益⾮常⼤。’后来我个⼈写《中国古代史纲》，搞各种研究，都受益于翦⽼。”
我仅举两例说明恩师非常尊敬翦老。第一个例子是
为翦老平反尽力。1968年12月18日，翦老含冤去世。1978年4月25日，恩师撰文《翦伯赞同志革命的一生》。文中提到：“我们相信北大新党委在中央和市委的亲切关怀和领导下……翦伯赞同志的10年沉冤一定会得到昭雪，他的革命的一生将得到重新被承认，他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声誉将得到恢复。” 5月30日，北大党委常委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为翦伯赞同志恢复名誉的决定》。6月15日，恩师给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的胡耀邦同志写信：“受北大历史学系部分教师的委托，为含冤地下近10年了的翦伯赞同志夫妇的冤案向您申诉，并要求中央为他们彻底昭雪。”8月16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唐秘书在电话中对恩师说：“你写的那份材料，我们报到中央了。你记一下，邓副主席的批示：‘我认为应予昭雪！’”9月1日，北大召开全校“落实党的政策大会”，宣布为翦老彻底平反昭雪。
第二个例子是为翦老骨灰下葬费心。大约是2013年，恩师让我联系八宝山革命公墓，想把翦老的骨灰盒，从八宝山一室移至八宝山革命公墓下葬。恩师说所需费用，他可以一人承担，不要告诉翦老家人。我联系八宝山革命公墓的结果：一是八宝山革命公墓已无下葬处；二是翦老骨灰盒从八宝山一室移出，必须由翦老家人签字；三是翦老骨灰盒一旦从八宝山一室移出，就无法再回去了。我当面向恩师汇报后，恩师说那就等等再看。今年1月我听恩师说，翦老长孙翦大畏已与恩师商定，翦老的骨灰盒将从八宝山一室移至湖南桃源老家下葬。
二是尊敬邓广铭先生等。恩师也非常尊敬邓广铭、周一良、王永兴三位先生。恩师对我经常讲这三位先生为人处事治学的优点亮点，让我点点滴滴、扎扎实实地好好体悟和学习。恩师还让我多找机会聆听这三位先生的课程和讲座，力争多向这三位先生当面请教。有一次恩师与我聊天时说，邓广铭先生、王永兴先生都存在两代人在北大工作，却只能分到一套住房的问题。周一良先生长期住在阴面房子里，在家中享受不到阳光，这对周先生的健康十分不利。当时我正担任北大分房审议委员会主任和北大政策研究室主任。我向老师汇报说，前不久我遵照北大领导要求，落实住房向教师向人才重点倾斜的原则，正在主持大幅修改北大住房分配政策。所以邓广铭先生、王永兴先生家只有一套住房的问题一定会解决，周一良先生的住房也一定会调整。北大原先一直规定：中青年教职员工，只要父母在北京有住房，就不能在北大分房。这种规定很不合理，但有成文的政策依据。当然在成文的政策依据中，还有不少其它不合理的规定。当时我骑车几乎跑遍了北京相关单位，学习他们如何落实住房向教师向人才重点倾斜的原则。我主持大幅修改的北大住房分配政策，彻底废除了某些不合理的规定，并经北大党政联席会审议通过，下发实施。邓广铭、周一良、王永兴三位先生，虽然都不知道恩师与我这次的聊天内容和后来的努力争取，但邓广铭先生、王永兴先生家又分到一套住房，周一良先生的住房调整到阳面，都减轻了后顾之忧。多年前，我在北大校园遇到历史学系刘桂生先生，他说在住房方面，王永兴先生等私下多次感谢我。
前不久，我在北大校园遇到中文系李零先生，他说20多年前，如果不是我主持修改北大住房分配政策，他在北大不可能分到住房。因为李零先生的父母在北京有住房。
最后谈爱生。恩师非常关心关爱学生，尤其是非常关心关爱我。恩师可以自己上网查阅信息，2003年我去九三学社中央和中共中央统战部“从政”后，恩师经常通过网络关注我的动态。2006年《我心中永远的精神丰碑——缅怀王选老师》、2009年《精诚所加，金石为开——缅怀金开诚老师》、2010年《北大何以为北大》、2013年《从周培源看爱国民主科学》和《漫谈大学之道与北大精神》、2018年《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缅怀罗豪才老师》等拙文在网上发表后，恩师都是在第一时间打电话鼓励我，有时和我深聊文中的某些内容，说明恩师确实认真阅读了拙文。具体说来，恩师关爱我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严格指导我攻读硕士学位。1982年，我从山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考入北大历史系攻读硕士学位。由于学术基础薄弱，研究能力较差，所以读书悟道、听课撰文比较吃力。恩师每周在家当面指导研究生一次，耐心细致地指导我读书悟道、听课撰文，尤其是重点指导我精读深悟前四史、《资治通鉴》和秦简汉简。在学业上，恩师对我严格要求，一丝不苟，精益求精。我五易其稿的硕士论文，每稿都被恩师逐字逐句地修改，有的页面密密麻麻写满了恩师的修改文字。我从中初步学会了如何撰写真正的学术文章，也逐渐搞懂了什么是真正的学术规范。1985年，我不仅顺利获得硕士学位，还在《中国史研究》发表了与硕士论文内容完全不同的近两万字的学术文章，这无疑都是恩师一丝不苟、精益求精地严格指导的结果。
二是精心培养提升我教学科研的能力。恩师教学科研都很出色。就教学而言，据北大历史学系原主任牛大勇回忆： 1978年10月他们入学后，
系主任邓广铭先生安排张传玺等四位老师给他们分段讲授中国通史基础课。“难忘张传玺老师用浓重的乡音讲这门大课的情形。他注重以土地制度变迁为基本线索，来讲解历代政治与社会的发展。为了加强教学效果，经常用肢体语言来辅助表达自己的讲授内容……同学们会意地大笑……他讲课深入浅出，气氛活跃，同学们说像山东快书一样好听好记。”就科研而言，在北大历史学系 “张传玺先生生平”中，已对恩师的科研有高度评价。所以恩师培养提升我教学科研能力时轻车熟路，得心应手。
恩师在北大讲课时，我长期担任课堂助教并认真听讲，可谓潜移默化，耳濡目染。多年之后，我在北大讲课也受学生欢迎，不少学生私下说我讲课好，称我为“北大三从”：讲课时从不点名、从不拖堂、从不坐着。其实这“三从”和讲课好毫无关系，只是说明我非常信任和尊重学生。同时说明北大学生夸奖老师，既不失纯真本色，也不比赞美高度。恩师经常对我说，从事历史教学和科研，一定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恩师也经常对我说，他在翦⽼那里学到了⼀些科研⽅法。比如要解决历史上的某个问题，一定要左右开⼸，上追下连。所谓左右开⼸，是要弄清同⼀时代相关的重要问题；所谓上追下连，是要弄清问题的来⻰去脉。后来我在科研上，除了深入研究秦汉史外，又开辟了社会史研究领域，也是受恩师传授上述翦⽼科研⽅法的启示。
在恩师的精心培养教育下，我不断超越自己，逐渐有所进步。1995年我被评为教授，1997年我被评为北京市青年社会科学骨干（又称“百人工程”），后来被选为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副会长。中共北京市委刊物《前线》和北京大学出版的《金凤折桂人》一书，曾刊登专文介绍我的点滴进步。《前线》记者采访恩师时，恩师对我的评价是：“庆平勤奋，读书踏实，思维很活，能重视大问题，也能抓住小问题。”（请见《所操益熟才能摆弄——记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岳庆平》，《前线》1999年第4期）。
三是鼓励支持我兼职服务岗位。恩师经常用翦伯赞、汤用彤、傅斯年三位先生兼职服务岗位的例子，鼓励我通过兼职北大服务岗位，更好地感恩和回报北大对我的培养教育，同时教导我如何教学科研和兼职服务两不误。所以1995年我任教授后，先后兼任北大工会副主席，北大分房审议委员会主任，北大教代会执委会委员，北大政策研究室主任，北大发展规划部部长，北大人才研究中心主任，北大城市治理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北大历史文化研究所副所长，北大健康系统工程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北大资源大健康战略研究院专家委员会副主任等。我兼职学校服务岗位后很忙，很难每天抽空照顾年老体弱并都股骨头骨折的父母和岳父母。四位老人与我们长期一起生活，我父亲和岳父都是百岁高龄去世，我母亲94岁去世，我岳母95岁健在。恩师极其关心我家四位老人，几乎每次见面都会发自内心地问候他们。恩师对中医、老年病和家庭学颇有研究，常教导我如何照顾四位老人的生活起居，还教导我如何处理好孝敬孝顺年老父母和兼职服务岗位的关系。恩师的谆谆教导非常到位，也非常实用，我确实是受益良多，终身不忘。
四是引导帮助我克服工作困难。我举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我参与北大内部管理体制改革。1999年，北大按照教育部高等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座谈会精神，成立了北大内部管理体制改革工作小组。当时我任北大政策研究室主任，是工作小组四名核心成员之一。我们不计个人毁誉，不惜遍体鳞伤，大刀阔斧地推进北大内部管理体制改革。改革方案先经全校教职员工广泛讨论，后经学校党政联席会审议通过。1999年6月，改革方案正式公布，北大取消了10多位正副三长（秘书长、教务长、总务长）职务，处级行政机构从57个减为19个，机关工作人员剥离削减40%以上，将原来的处、科改为部、室（以淡化官本位），北大行政系统形成了清晰的校、部、室三级管理体制。我认为这是近几十年来，北大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最彻底的一次。因为这次改革是大幅度做减法，北大很多人的既得利益受到损害，所以利益受损者对北大领导意见很大，尤其对我们改革工作小组四名核心成员意见更大。我们成为这些利益受损者的攻击对象，有个别人甚至扬言要动手打我。当然我内心非常明白，这是大幅度做减法的改革者应付的代价。假如改革是大幅度做加法，比如增加10多位正副三长职务，处级行政机构从19个增为57个，机关工作人员充实增加40%以上，则一定会有很多利益获得者感谢我们。那段时间我情绪很低落，精气神不足，经常不由自主地到恩师家汇报聊天谈心，因为恩师家一直是我精气神提升和心灵净化的重要场所。恩师不无心疼地说，改革者一定会自身受伤，但为社会和后代作了贡献，而且有时贡献越大受伤越重，古今中外莫不如此。恩师还通过各种柔和温馨、入脑入心的思想方法，不厌其烦并有针对性地与我长时间谈心，引导我放下包袱，轻装上阵，超越自己，克服困难。
第二个例子是我离开北大
去校外工作。2003年，经北大党委正式推荐，组织上安排我去九三学社中央和中共中央统战部工作，担任九三学社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并主持工作（后来转正为主任）、中共中央统战部机关党委委员（后来被选为常委）。因为是北大党委正式推荐我去校外工作，所以按照当时北大的内部规定，永久保留我在北大的住房，不转走我的人事关系，长期聘我为北大兼职教授。但后来九三学社中央和中共中央统战部，根据厅局级领导干部管理规定，通知我必须从北大转走人事关系和组织关系。2004年后，我的各种关系错综复杂：户口关系在北大蓝旗营，学术关系在北大历史学系（兼职教授2016年退休），人事关系在九三学社中央（公务员2013年退休），组织关系在中共中央统战部。所以我在北大、九三学社中央和中共中央统战部这三个不同性质单位的工作中，经常会面临某些被动和尴尬，甚至会受到某些误解和指责。随着北大和有关部门主要领导相继退休，新任主要领导都不了解当年北大党委正式推荐我到校外工作的内情。我到恩师家聊到我这些被动尴尬和误解指责时，有时难免无所适从，心灰意冷，毕竟我在北大学习工作了几十年，是北大党委正式推荐我到校外工作的。而且我在九三学社中央和中共中央统战部的工作岗位上，按照北大党政主要领导的要求，为北大协调了不少重要的事情。北大党政主要领导以前每逢全校春节团拜会外请嘉宾时，总是将我列为第一嘉宾坐在主桌显要位置。恩师耐心地给我讲述几位北大前辈领导或教授到校外工作后，如何正确处理好与北大各种关系的事例。恩师又通过各种柔和温馨、入脑入心的思想方法，不厌其烦并有针对性地与我长时间谈心，引导我放下包袱，轻装上阵，超越自己，克服困难。
我为了更快“洗尽书生气味酸”和由“应然性”思维转变为“实然性”思维，为了避免“百无一用是书生”和“坐而论道易，起而行道难，书呆子从政，误事又误身”之议，我经常当面请教在民主党派担任领导的丁石孙、罗豪才、韩启德、王选、金开诚等五位北大老师。当然我请教更多也受益更多的是恩师，恩师总是耐心细致地介绍翦伯赞等先生从政时的有关事迹和成功经验。正是恩师和这五位北大老师对我推心置腹、情真意切的谆谆教诲，使我顺利度过了“书生从政”后充满各种新挑战的艰难起步期。后来我在九三学社中央，多次被评为优秀公务员。我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多次被评为优秀党员和先进党务工作者。我在担任中共中央统战部机关党委委员五年后，2009年我被选为中共中央统战部机关党委常委（七年）。2007年和2012年，我两次当选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党代表（十年）。
以上恩师的修身、恕人、尊师、爱生事迹，从四个角度补充、印证和诠释了恩师送别仪式现场的三副挽联内容：“学贯古今，著作等身，相逢总是笑口，克己恕人中道走；教授一生，桃李成荫，离别音容仍在，德馨重爱驾鹤归”；“书天下春秋，精研秦汉，通今贯古；用家国情怀，诠释经典，立德树人” ；“治史齐家，正直淡泊传家训；养恩教泽，甘露和风润后昆”。
恩师待我如子，恩重如山，永志不忘。我敬恩师如父，从一而守，始终不渝。恩师1993年退休，终身未被评为博士生导师。所以1985年我硕士毕业后，未再攻读博士学位，直接留在历史系任教，并兼任研究生秘书。当时分管研究生工作的系副主任是潘润涵先生，我主要辅助潘先生做研究生工作。潘先生和恩师都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一生都致力于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应用在史学研究和教学上。潘先生治学极其严谨,待人非常厚道。有一次在工作之余，潘先生善意满满地建议我攻读博士学位，说这对我今后在历史系的教学科研和个人发展有利，还说已和周一良先生沟通过，周先生同意我报考。我首先衷心感谢潘先生和周先生的厚爱和善意，然后真心表明自己的选择和态度：我恩师何时被评为博士生导师，我何时报考博士生；如果我恩师一直都评不上博士生导师，我就不报考博士生了。当时潘先生和周先生都尊重我的选择。但事隔多年之后，潘先生因胆结石手术，在北医三院住院。我和爱人去病房探视时，潘先生又提起此事，委婉表示稍有遗憾。我又发自内心地解释：“我是恩师研究生中唯一留历史系任教的，一直在恩师身边当助手助教，当面接受恩师精心的培养指导。一是我深信恩师的学术水平很高，一定会被评为博士生导师。二是我也不忍心离开恩师身边，报考周一良先生的博士生。所以尽管我至今都没有博士学位，但我对恩师从一而守，并无遗憾。”
恩师永远是我们景仰的楷模！恩师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