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俊耀先生，毕生投身在中医事业当中，他有精湛的医术和悲天悯人的情怀，在行医过程中体现自我价值的实现，他是中医理论的传承者也是革故鼎新者。
浅析二轮新冠病毒的异同
相同点:
一、病机
无论是去年的首轮还是今年这次的二轮甚或三轮、四轮的所谓新冠病毒，从中医学的视角来认识，其最基本的病机，无非就是湿、水、饮、痰，而湿、水、饮、痰又同出一源，俱为津液不归正化、停积而成。尤其是水、湿，其本同属阴类、阴邪，但可随五气从化，若在体内郁久则化热，最终酿成湿热，而湿热又再因个体体征不同和外界生活环境之差异加之年干节气时令的变化无常，就又有了湿热并重、湿大于热、热大于湿之区分，无论上述三种湿热形式虽表现有明显的差异，但在人体共当之为邪客、贼寇，其性概属邪毒，而新冠病毒也即当是主属中医学所言的“四饮”(痰饮、悬饮、溢饮、支饮)中的悬饮范畴，且四饮中无论哪一类饮邪又会因长期留而不去并会伏而时发，演进成“留饮”、“伏饮”，即形成了“伏邪”“伏毒”等贼潜伏的致病因素在人体的客居，且根据它在人体的不同部位和有序(如依次循经)及无序(如直中)的表现，那么就可以进一步明确的认为新冠病毒的被致病因素和病机主要是与悬饮、留饮、伏饮及直中、附丽等病机的不同变化形式极为贴近，但总纲却倾属于中医“悬饮”的范畴。
二、新冠病毒所致的新冠肺炎病证无论首轮还是此轮，其主要病性皆应是界定为消化系统而非呼吸系统.
历史研革:
①饮病之名，见于《黄帝内经·素问》运气七篇，指出除了湿气偏胜的年份与季节因素外，作为病理产物的饮的形成与太阴脾土攸关；饮属于六淫中湿邪的范围；饮有积蓄于体内的特点；饮所致疾病主要在消化系统。
“太阴在泉……湿淫所胜，……民病积饮……”
“太阴所胜……饮发于中”(《素问·至真要大论》
“土郁之发，……饮发注下”(《素问·六元正纪大论》
“太阴司天，……湿气变物，水饮内积，中满不食”(《素问·五常政大论》
“太阴所至，为积饮否隔”(《素问·六元正纪大论》
②仲景《金匮要略》首创痰饮病名，有“痰饮”专篇论述。其含义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痰饮是诸饮的总称，狭义的痰饮是诸饮中的一个类型，由于水液停积部位不同，而分为痰饮、悬饮、溢饮、支饮四类。又以长期留而不去的为留饮，伏而时发的为伏饮。首倡悬饮病名，对脉证治疗阐述甚详，成为后世辨证论治的主要依据。
③隋唐至金元，在痰饮病的基础上，逐渐发展了痰的病理学说，倡百病兼痰的论点，从而有痰证与饮证之分。
再纵观二轮病情的共同证候特征
①胸胁胀痛，咳唾、转侧、呼吸时疼痛加重，气短息促等为悬饮的证候特征。
②起病有急有缓，多数出现恶寒发热、气急、胸痛等症。
③发病常与饮食、起居、寒湿等诱因有关。
④患侧呼吸运动减弱，胁间隔或胸廓饱满，叩诊下部呈浊音或实音，听诊在浊音部位语颤和呼吸音减低或消失。
⑤胸部X线检查，B超等检查，有助于诊断。胸部X线摄片可见肋膈角变钝或肺野下部密度增高，有向外侧、向上的弧形上缘的积液影。
综上所述，再结合去年首先发生在武汉及它地的患者临床证候表现，即:当时出现的肠伤寒、眼结膜炎、心肌炎、肝肾证候等证侯表现，笔者认为这场旷日持久的新冠病毒所致的新冠肺炎病证无论首轮还是此轮，其主要病性皆应是界定为消化系统而非呼吸系统！！！那么在救治过程中，把呼吸系统作为靶点，未免是“扬汤止沸”，若是将消化系统改成中心点，则是“釜底抽薪”，效应即手。笔者我之所以如上分析，基于我一贯所主张或强调的:
α 、 中医病因学的原始病因与继发病因，体现了病因的动态观，这种动态观是将先贤名医知微见著的高超诊疗手法和提倡“治未病”的具体升华，笔者始终将其理解为：一是它揭示了在疾病的发生发展过程中，致病因素作用于人体，使人体发生病理性改变，并产生某些病理产物，在一定条件下，这些病理产物（如：水湿痰饮、瘀血、结石、增生等等），又可能作为一种致病因素直接或间接作用于人体某些脏腑组织器官，导致脏腑组织功能失调而引起新的病理变化，形成各种新的复杂的证侯。那么，就要求医者在辨析复合证候,尤其是在区分某些多级复合证的各个子项证候之主次时，绝不可被症状表现的明显与否所左右，因为尽管是临床十分突出的“显证”也并非是全部都是该复合证的主流所在，反之，有时在多级复合证中起主观作用或决定作用的或即将发挥主导作用的证候都是目前症状尚不明显或并不十分突出的隐证或半隐证。所以，在进行多级复合证的本证辨析时，必须注意在明显的证候方面，还可能潜存着更为重要的，但因其症状目前尚不明显，表现还不突出而易被医者所忽略的某种潜隐性证候；
二是它同时揭示出了疾病发展过程中，其有固定的阶段性，并在一定程度上提示可能出现的定向演进或易趋性，从而使医者及时考虑采取“先安未受邪之地”等预防性或阻断性治疗措施，以尽可能地阻止或减少了各种严重性的继发性证候；
b、再者又因湿热伏邪(毒)若得不到及时消除，在外来之邪(毒)相裹之下，便循经窜犯，若为上受，则或上犯脾胃，或上蒙心窍，或惹动肝风，或入营血，或水气凌心犯肺，又或直中逆犯心包；若是下行，也可直中肝肾等下焦脏腑部位；再又因附丽“添薪助火”从而显示种种危象。比如一旦当出现肝脾不调，土不荣木时，惹动肝风，肝风内动又挟湿(热)毒邪上窜呼吸系统，使心肺及脑部诸器官之中耳炎、眼结膜炎、脑炎等这些在巅顶症候与中下焦身体不同部位之病变叠生。再比如疫毒又会“直中”导致肠道症侯，若是从现代医学来理解，而由于来自肠道的有害代谢产物不能被肝脏解毒和消除，既可通过血-脑屏障，导致大脑功能紊乱及身体不同部位的病症或使原本的基础病发作或加深加重。另外，正常人小肠黏膜细胞内有多肽分解酶，可将其分解为更小分子的无毒物质，但在活动性新冠肺炎病的病人中，会出现肠黏膜细胞酶活性不足，不能将其分解而致新病。尤其是在消化道出血时，肠道积血可产生更多的氨及有害代谢产物。
概而论之，虽然不同症候层次之间它们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且各有其自的特色，但同时也具有密切的关联性,就中医药学而言，它已不仅仅只是原有的辨证论治，而是提升到四维体的认知高度了，即:客观事物的形成，一般都循着有秩序分层次的自然结构法则，中医学的证候也有其自身的结构和层次，它不单存在着一种以空间因素为坐标的圈层式（也可以理解为螺旋式）结构层次，这明显包含着以时间等因素为坐标的连续式层次结构以及各种脏腑之间证候则又近似于平面或扇形等层次结构。处于连续层次中的各种证候之间，不仅具有相邻的关系，而且还有相继的关系。
区别点:
此次即第二轮“德尔塔毒株”虽仍属中医“疫病”范畴(若更准确的讲，它应该是属于“时疫”，因为随着疾病谱的改变，许多疾病都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具有广泛的时代属性。但在这篇文稿中我照旧仍以中国的传统医学的理念为主来阐述之。)，其病机应该是中医学的“冰伏”或“火包寒”。回想一下今年的前多半年的气候变化情况，立夏前后，春未夏初，全国各地普降雨水过久过多，水为至阴，人体与万物皆被以“寒湿”所居所依，然暑期一至，天气突热，气温骤增，热浪扑身，人体之寒湿尚未迨散，却被暑热所裹，尤其是素体阳虚之人，至阳气重伤，阳气式微，体内寒湿之邪又被暑热(火)所迫，深伏于内，导致“火包寒”而成了冰冻之势，故而气机为之闭塞，阴阳之气不相顺接，阳气不能达于四未。证见小便不爽，大便粘着难解，精神萎靡，面色苍白晦暗，胸脘痞闷堵满概重，憋气似喘，气难接续，四肢厥冷，少腹绞痛，颈面如肿，舌淡润水滑，多液欲滴，脉象沉迟伏或沉涩，重按脉难应指。此冰伏之势已成，邪气深伏难出，急用辛热燥烈之品“温散冰冻，开郁通闭，宜四逆理中方法，汤药如桂枝，肉桂、干姜、川椒、草蔻、生姜、吴茱萸，淡附片等。成药仁丹、霍香正气丸、防风通圣丸等临床辨证使用。药后若面色转为红润，四肢厥冷转温，舌苔水滑已化，脉象沉伏渐起，胸闷憋气减轻，周身微似汗出，即冰伏得解，阳气宣通之象，可及时停药，以免温燥过用而转增其热。待冰破邪去，应及时改用芳香宣化，以清理余邪，让诸证向安，方可选用三仁汤、上中下通痹汤、越婢加术汤等加减化裁。另外，再强调一句，即:无论是蕴结在人体的“寒包火”还是”火包寒”以及“湿热”，通属“伏邪”、“伏毒”，许多病症的产生几乎都是离不开原因与条件两个因素，当然了，疫毒所至疫病也在其列，同样要具备原因与条件。也正是人体的“伏邪”之毒(而且它还具有易惹性)当与外界的杂气、戾气相搏，就会应时应势而发，所以做好自我防护也至关重要。
而现返回再来追思去年春节武汉的新冠疫病，其基本病机则偏向于 “寒包火”了。由于武汉的特殊地理位置，夏暑季节，气温之高，素有“三大火炉”之称。诚如《素问·热论》曰:“先夏至日者为病温，后夏至日者为病暑。”夏至以后，暑热当令，或冒暑劳动，或高温作业防暑降温不力，人在蒸淫热迫之中，暑热直中;暑性酷烈，壮火必食气伤阴而大汗淋漓。如再享受空调、风扇，寒凉外束肌表，闭门留寇而憎寒恶热。因此，“暑热内郁，寒凉束表”是其特点。 此“寒包火”症若用桂枝汤解肌则不能祛其寒，若用麻黄汤散寒又恐助其暑热，若用白虎汤清热则不能表散寒邪。那么面对病机如此复杂的疫病，可选用大青龙汤，该方系麻黄汤加石膏、姜枣而成，是发汗峻剂。医圣张仲景妙在倍用麻黄，以桂枝助麻黄发汗解表，急开腠理以散寒邪，并兼制石膏寒凉太过而伤脾胃;反之用石膏内清郁热，并兼制麻黄辛温太过而助邪热;杏仁降逆气;姜枣甘草调和营卫，助汗源，并防发汗太过，使汗出表解，邪去正安。诸药合用，共凑外解表寒，内清郁热之功。临证用之，定当效如桴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