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才发教授系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首任院长、二级教授，湖北省有突出贡献专家、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国家民委首届有突出贡献专家，广西民族大学特聘“相思湖讲席教授”，贵州民族大学特聘教授、民族法学学科团队领衔人，博士生导师。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
国家凝聚力的精神纽带
宋才发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于蔓延数千年的中华文明体，具有根深蒂固的历史渊源和思想根源，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和发展的基本内容。现代国家构建是与民众的民族认同、文化认同向国家认同、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转变紧密相连的。随着政治上从传统帝国向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嬗变，中华民族在体制机制上完成了从“天下”向“国家”的转变。中华民族意识相继完成了由“自在”向“自觉”的根本性转变。所有这些历史性转变，既是中华民族儿女中华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思想来源，也是社会主义新时代党和国家民族工作的理论核心。本文拟就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凝聚力的“精神纽带”问题略陈管见，以请教于大家。
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国家凝聚力涵义诠释
“民族”“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释义。“民族”这个概念来自近代欧洲，是欧洲学者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产物。近代以降，学界对民族的界说可谓五花八门，无论是国内抑或国外，民族概念的基本内涵都是流变的，始终没有得出一个清晰统一的定论。我国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对民族概念的阐释和使用，一直援引斯大林民族定义的“四要素”说。实事求是地说，这个四要素“并不完全符合中国历史发展和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国情”[1]。胡锦涛在2005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代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对民族概念，首次做出不同于斯大林但符合中国国情实际的新定义：“民族是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形成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一般来说，民族在历史渊源、生产方式、语言、文化、风俗习惯以及心理认同等方面具有共同的特征。”[2]这种基于民族学、人类学意义上的民族共同体，凸显的是文化共同体特征。以国家主权为核心和基本要义，把所有国民的“心”都凝聚起来的民族共同体，凸显的则是政治共同体特征。“中华”是从“中国”和“华夏”这两个名称中各取一字组成的，“中华”和“中国”都是指超越朝代的古代中国的统称，在古代文献典籍中，“中华”的基本含义类似于“中国”。譬如，在西汉史学家司马迁的《史记》中，就多次出现过“中国人”的词汇。在鸦片战争后的晚清政府与欧美列强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中方与欧美方都以“中国”“大清国”抑或“中华”的国名指代中国。在当时洋务派人士的心目中，“中华”“中国”逐渐褪去“华夷”色彩，具有明显的现代中国的含义。西方民族概念在20世纪初被引进中国后，以梁启超和孙中山为代表的仁人志士，在中国率先提出并使用“中华民族”概念。譬如，1902年梁启超就在《新民丛报》发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率先使用“中华民族”概念，中国自此进入了民族化的历史进程。1903年8月孙中山提出“创立民国”，后来又把它写进了《中国同盟会总章》和《革命方略》。孙中山把准备创建的中华民国界定为国民国家，其目的就在于凸显“主权在民”的国家特征。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以近代西方政体模式取代了古老的中国政体，终结了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数千年的王朝历史，从而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宣告诞生。中华民族边界指向中国境内的所有民族，即是说对内是56个民族的总称，对外指代中国人民。中华民族是在中华5000年文明发展中形成的，是以中华文化为社会基础和民族精神支柱的“自在民族”，鸦片战争后逐渐走向“自觉阶段”。从新中国建立初期到1979年改革开放初期，党和政府组织开展了较大规模的民族调查和科学甄别工作，中央政府最终确认中国共有56个民族，公民自此既有自己的本民族身份，还有至关重要的中华民族身份。中国人的“民族化”过程与民族概念的“中国化”过程是同时进行的。因此，“中国各民族”“中华民族”“少数民族”的提法和称谓，本质上是民族概念中国化的结果。“中华民族”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基本含义是一致的，但是在“中华民族”后面加上“共同体”，则凸显了中华民族的共同性、整体性和一体性。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对共同体理论的进一步丰富、发展和完善，指中国各民族经过文化上的融合、经济上的互惠和政治上的协商，最终汇集成为中华民族统一整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是56个民族命运的共同体，表达了中国人民对平等与团结、和平与统一、发展和权利的呼声及愿望。2014年习近平提出并使用“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倡导要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自此“中华民族共同体”密集地出现在党和政府的文件、领导人的讲话和学术理论文章中，使得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不断深入人心。
“天下观念”是中国国家凝聚力的思想基石。中国国家体系结构、思想体系结构和权力运转体系结构的形成、发展和完善，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理念有着本质的区别。因为真正能够帮助和支撑我国先哲们观察宇宙大千世界和分析人类社会客观世界，形塑纷繁复杂的社会关系和营造国家权力关系的政治理念，从来就不是模仿抑或效仿西方所谓“国家观念”的结果，完全依赖中国本土文化孕育出来的“天下观念”。对于5000年来从来没有中断过文明发展历史的中华民族而言，“‘天下观念’不仅表现为古人对世界的想象，更重要的是它还表现为古人对‘国家’和‘民族’的想象。”[3]对我国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起支配作用的“天下观念”，素有世界上其他文明国家所不具备的丰富而独特的科学内涵。“天下观念”诞生于我过春秋战国时期，其内容随着人类认识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生变化，后来被西汉时期的董仲舒等著名儒家学者，发展并提炼成为构建王朝国家的意识形态，支撑着具有“超稳定结构”的古代社会，因而古代中国素有“文明体国家”之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天下观念”就是中国这个古老文明国家凝聚力的思想基石。尤其是当“天”和“天意”这样一些玄念，被汉代儒家代表人物董仲舒用来阐释和建构国家政权的正统性和合法性理论来源之后，“天下观念”便“上升为中国古代至关重要的一个政治理念。”[4] 我国先哲们“天下观念”的奠立、发展和凝结过程，对于中华民族的认同、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认同，尤其是对于56个民族实现民族融合和国家统一，具有独特而强大的凝聚力和无与伦比的精神作用，无愧于“中华民族精神纽带”的称谓。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反映了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目标的国家治理理念的体系化。天下观念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思想来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批判地继承了传统思想文化的合理成分，已经构成为当代民族工作领域须臾不可离开的核心概念。
“大一统”思想理念是古代中国的精神纽带。在中国远古时代，中原地区就相继兴起了夏、商、周各朝代，华夏大地遍布众多的部落民族。自秦始皇建立高度集权统治霸业后，“大一统”格局一致成为中国历史发展的主脉络。与制度体系嬗变相适应的精神体系变革，体现为“在中国历史上，‘绝地通天’的‘人神观’将人和神分离，古代帝王以‘礼治’代替‘神治’并使其统治权获得‘合法性’，这种转变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构建”[5]。基于“大一统”的政治思想，“华夷一家”的思想理念，荡剔了“内夏外夷”“贵夏贱夷”等陈腐观念。各民族历经迁涉交融、分化与整合的洗礼，“和融一家、天下大同”的中华整体意识，不断地融入到各民族的观念文化之中。自秦汉以降，中华民族的形成贯穿2000余年历史嬗变的全过程。“天下观念”“大一统”思想浸润着各民族人民的思想情感，在国家统一、民族团结中发挥了强大的向心力作用。“大一统”政治思想顺理成章地成为古代中国生生不息的文化血脉和精神纽带，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来源之一”[6]。儒家学说的“仁、义、礼、智、信”等主要价值理念，逐渐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理念，“大一统”思想逐渐占据中国传统文化和价值评价的主导地位。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战天斗地的奋斗过程，也是构建和提升民族和国家核心价值的过程。它把国家、社会和公民三个层面的价值理念融为一体，使之成为新时代中华民族最高的共同价值。“大一统”政治思想已经深深地扎根于中国人的脑海，经过岁月流年的历史沉淀而成为人们意识中的政治文化传统，中华民族大家庭是一个“共休戚、共存亡、共荣辱、共命运”的政治共同体。所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本质上是一种群体的认同意识，是中国56个民族成员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客观实体的认同。”[7]毛泽东曾明确指出：“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8]。从“大一统”理念上升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始终兼顾了56个民族多元文化与中华民族“一体”文化的高度统一，建设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增强各民族文化认同，缩小各民族文化差异的必然要求。
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是中国近代觉醒的根源。中华民族这个历史巨人的真正觉醒，是在近代国家遭遇人世遭逢的外敌侵略、民族遭遇灭顶之灾后才有的事情。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的王朝国家出现灾难深重的混乱局面。尤其是近代以降，中国境内各族人民面对帝国主义列强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强盗，对中国的疯狂侵略、肆意抢劫和无恶不作，在国难当头、民族共同的现实利益和长远利益受到严峻威胁面前，中华儿女挺身而出共同结成了患难与共、甘苦与共的命运共同体。民族危机不仅激发了中华民族的觉醒，而且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得以唤醒，成为促进各民族团结奋斗、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精神动力，实实在在地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当时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纲领，就顺理成章地融入了“中华民族”理念。譬如，1912年3月他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规定：“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在宪制层面上，实现了中华民族的国民化，为人口的国民化提供了有力的宪法支撑。南京国民政府制定的《中华民国宪法》，进一步确定了国民的主权者地位，对国民身份做出了明确的界定，实现了国民身份的宪法确认。由早期共产党人参与并领导的“五四运动”，进一步增强了中国人民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使得各民族一体化的中华民族概念和观念得以确立。无论是当时的国民党抑或是共产党，无一例外都在频繁地使用“中华民族”概念。尤其自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保卫中华”成为全民族抗战动员口号的情势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便成为鼓舞各族人民共同抗日的思想动力，前所未有地增强了中华民族复兴的使命感和中华民族认同的历史责任感。首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设计了人民民主共和国，宣告全体人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新国民。中国人在中华民族的族称下凝聚成为一个现代民族，这个被全体中国人认同的中华民族国民共同体，是一个具有现代“民族”“国族”性质的实体结构。在一系列血与火的考验中，中华民族始终是代表各民族的总称。这种在民族危难关头结成的生死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就是各族人民的命运与中华民族命运息息相关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它对内藴含了中华民族的情缘体和有机体，对外指向中华民族不同的政治共同体、经济共同体和文化共同体，具有团结统一、兼容并蓄、互利共生、共建共享的共同体内容。中华民族共同体涵盖了历史和现实的维度，具有现实与未来发展的价值取向，是一个与56个民族休戚相关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中华民族是国家民族形式的民族共同体，是凝聚国家力量的有效途径，最终指向是国家独立和民族复兴，体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政治向度，是政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根本载体。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现代中国精神力量之魂。中华民族原本就具有“全民一体”和“多元一体”的双重属性，两者结合并相互制约形成的有机平衡状态，有利于各民族群体的团结与统一，尤其是保障了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共同体内部张力与合力之间的统一。如果只谈“多元”，抑或不适当地突出多样性中“差异性”一面，就会在无意中促成差异性和张力的放大化。因而“尽管中华民族的‘全民一体’属性与‘多元一体’属性一样早已形成，其事实存在已经延续多年，但它并未在认知中得到清晰的体现，更没有成为主流观点。”[9]究其原因就在于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格局中，对少数民族及其少数民族问题在政策、认知和实践的多个层面，不适当地凸显和人为地放大，“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关系”一度成为适用范围极广、使用频率极高的词汇。譬如，前段时期在民族院校的不同民族学生中一旦发生肢体纠纷，就会被人为地放大和上纲上线为“民族问题”，要求按照“民族问题”处置。同样的问题如果是发生在一般普通院校，则普遍认为这就是习以为常的一般纠纷，根本不值得大惊小怪。广西民族大学徐杰舜教授就曾以“广西民族研究”为例，认为广西民族关系的研究事实上比较冷寂 [10] 。“长期以来，中国民族研究所走的这条碎片化的道路，型塑了一个学术区分模式，形成了一个学术碎片的‘沼泽地’，使许多学者身陷其中不能自拔，从而严重影响了中国民族研究的健康发展。”[11]“现实状况是，有些人并不赞成中华民族的一体化建设，甚至否定中华民族这个概念。他们往往以费孝通先生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为依据，片面强调多元的基础和优先地位，而将一体置于依赖和从属的地位。”[12]久而久之“民族”就被人为地当作一个专门指“少数民族”的概念，在一些地方和部门甚至形成了特定的民族观，“中华民族”被架空和虚化就不足为奇了。一旦“全民一体”属性被忽略，国家的相关民族政策就会在执行中走样变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13] “一体”必须重于和高于“多元”，这是一个绝对不能动摇的政治原则问题。习近平对“多元”和“一体”曾专门做过阐释：“我们讲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一体包含多元，多元组成一体，一体离不开多元，多元也离不开一体，一体是主线和方向，多元是要素和动力，两者辩证统一。” [14]“多元不能固化、强化自己的民族差异，过分张扬民族个性，把本民族的认同置于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之上。” [15]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56个民族的共有意识，是各民族人民自觉地对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和历史命运共同体产生认同的心理反应，本质的、直接的体现就是各族人民，始终把维护国家统一作为自己最高的政治理想和高于一切的根本利益。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必须通过制度建设和实施正确的民族政策，促使经由中华民族认同进而巩固国家认同，扭转已经出现的某些不适当的局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国精神力量之魂，“全民一体”属性是中华民族凝聚力最有效的依托。
二、中华民族共同体构成国家凝聚力内核的本质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现代国家构建的内核。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生存发展条件的体认和认同，说到底就是对中华民族历史、现实和未来的体认和认同。孔子“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和先进理念，是对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和民族关系的最佳概括，构成了卓越的中华文明的一部分。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要增强全体人民对“根”与“魂”的中华文化的认同，增强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生活在中国疆域范围内的所有群体，共同享有一个名字叫“中国”的国家，大家自觉认同中国统一的族名“中华民族”。现代民族国家的构建必须以政治合法性为基础，国家政治地位的巩固、社会运转的和谐有序，都需要通过公共政策获得全体民众的参与、关心和支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现代国家构建和有序运行的内核。任何时候都应当而且必须把国家的整体利益放在第一位，这是国家作为政治共同体的具体象征的生命与价值所在，也是国家机器保护全民族利益和维护全体公民整体利益的力量所在。任何时候、任何机关、任何地方制定、评价、调整国家的法律、制度和政策，都必须顺应中华民族一体化方向，绝对不允许任何地方、任何人对此阳奉阴违、背道而驰，这是保证国家政通人和、繁荣发展最高的政治价值原则。民族国家的外部形态是人群共同体，它常常被与特定历史文化凝聚而成的人群共同体混淆，必须明确指出由56个民族组成的中华民族，与组成它的56个具体民族是有层次和本质区别的。即是说“中华民族”是代表56个民族步入现代化国家的族名称谓，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现代国家形态的称谓。“在‘中华民族’的族称和标识下的凝聚，实现了国民整体化，将全体国民凝聚成了一个以‘中华民族’为族称的现代民族。”[16]中华民族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在于它突出了56个民族构成现代国家的内在共同性和一体性特征，从各民族共同的历史命运、共同的政治需要、共同的民族情感、共同的中华文化四个方面，彰显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一个机械的共同体，而是一个有机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统一整体。这个整体具有共同的历史记忆、共同的历史命运、共同的政治诉求、共同的经济交往和共同的文化基础，表明中国是在各族人民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凝聚而成的、稳定的中华民族共同体。
铸牢“五个认同”是增强国家凝聚力的本质。文化历来是一个民族乃至一个国家的灵魂，古代中国人对于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往往都是消融于文化认同之中的。文化认同是国家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的归属感、自豪感又是文化认同的重要基础。56个民族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便是一种共同体意识的归属。从理论上说，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另一个是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必须旗帜鲜明地指出，任何一个民族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都只不过是对中华文化认同的一部分。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仅仅认同本民族文化，必须同时认同共有的中华文化。“必须守护好文化认同和价值共识这块阵地，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努力寻求民族文化与中华文化契合的最佳切入点，着力培育国民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17]国家认同在这里反映的是个人与国家的基本关系，即公民个人对国家的崇敬、认可和服从，这在本质上是一种政治认同。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全球化治理的历史背景下，国民的公民意识和政治认同感不断增强，绝大多数公民都能主动关心国家大事。证明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国民的整体素质和政治素养有了一个质的飞跃。中国进入社会主义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体意识、增强国家凝聚力，无论如何离不开“五个认同”的保驾护航，“五个认同”是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思想基础，是树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底线。“五个认同”强调的是各民族对整体范围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意识，不同于相同民族内部的认同意识。只有当各民族认同自觉地转化为“五个认同”，才有可能形成整体范围意义上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只是对民族间的利益认同、统一国家的政治认同、多民族的文化认同，还包括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的价值认同。作为涵盖“五个认同”理论结晶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既是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底线，也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范畴”与“意识范畴”整合归纳后的价值体现，更是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思想基础。
增强共同价值观是提升国家凝聚力的途径。尽管汉族是中华民族的主体民族，但无论如何又不能把汉族等同于中华民族。如果不承认抑或不讲汉族是中华民族的主体也是不恰当的，那就会从根本上导致架空、虚化乃至解构中华民族的结局。汉文化和儒家学说的博大精深，是任何其他民族文化都无法比拟的。“无论哪个民族入主中原，都把自己建立的王朝视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正统”，“都是大一统的组成部分”[18]；无一例外地都以汉文化为主流文化，以儒家的政治理念作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正是由于汉文化和儒家学说的优秀品格、包容性和普适性，使得它成为联结和融合各民族群体为一体的巨大力量。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过的文明，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除了几次短暂的“毁佛运动”外，中国始终没有发生过排斥异域文化的恶性事件，更没有发生过宗教之类的战争。所有这些历史事实，雄辩地证明汉文化和儒家学说，不仅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和先进性，而且对中华民族共同价值观的形成做出了巨大贡献。人类从自觉的协作走向文明社会，经历过漫长的探索、实践和发展过程，人类的共同价值追求，相应的也在这个过程中获得演绎和发展。就其理论而言，两个个体之间的价值交集是产生共同价值的起点，是最简单的共同价值追求；一个群体抑或组织成员的价值“公约数”，则构成这个群体抑或组织的共同价值观。追求共同的理想和幸福、追求共同价值是人的本质属性，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条件和方式。对于任何一个具体的民族和国家来说，共同价值观抑或核心价值观，就是这个民族或国家赖以产生凝聚力的“精神纽带”，人类社会须臾离不开正确的、能够为全人类带来福祉的价值观的引领。古代中国人提出的共同价值观，正在成为世界各民族、各主权国家解决民族纷争的价值坐标。就当下中国而言，增强共同价值观是提升国家凝聚力的有效途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需要通过适当的方式和途径，促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广大民众中得到弘扬；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全党和全国人民齐心协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更需要凝聚14亿中国人的力量，凝练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人类共同价值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精神动力、提升国家凝聚力的重要途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藴含着伟大的民族奋斗精神、民族创造精神和民族团结精神，这些伟大的民族精神均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支撑。” [19]
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当代中国繁荣发展的支撑。人类社会进入20世纪后，中国先后发生了三次推动中华民族复合体与民族实体并存向单一民族实体演进的大事件。第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件是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一举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帝制，铲除了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制度，为中华民族一体化彻底扫清了道路。第二件震惊世界的大事件是抗日战争，为了不做亡国奴、勠力同心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各族中华儿女万众一心共同对敌，“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观点获得了广泛而普遍地认同。第三件前无古人的大事件是中国人“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既载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历史大事变，也载入了“改革开放”以来党领导人民战天斗地的丰功伟绩。前30年积累为后40年发展开辟了道路、进行了有益地探索，后40年是对前30年的继承发展和开拓创新，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中国前30年和后40年繁荣发展的根本支撑。经历这三次大事件之后的中华民族由弱变强，不再既是“民族实体”又是“民族复合体”，已经发展成为牢不可破的统一的民族实体。中华民族从“多元”发展演变成为“一体”，中华文化是凝“多元”为“一体”的决定性因素，中华文化发挥了无与伦比的促进作用。譬如，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就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重要滋养”[20]。中华文化的“主体是华夏文化，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汉文化则是华夏文化的直接继承者。汉族在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能够发挥凝聚核心的作用，即源于汉文化在中华文化中的核心与主体地位。”[21]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华优秀文化用其独一无二的理念、智慧和神韵，联结着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地域文化，吸引并塑造着各个民族的文化基因，使之逐渐融合为具有基本相同价值观的文化共同体。“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根植于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22]
三、在世界大变局中推进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构建
在巩固共有精神家园中铸牢共同体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包括汉族和少数民族在内的统称，具有高于56个民族的国家意识，是中国各民族的总称。中国人民在同西方列强的抗争中，“各民族的国家意识空前高涨，围绕国家认同所形成的凝聚力奠定了中国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精神基础、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认同的思想基础，并且在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实践熔铸中，形成了相得益彰的多元文化一体认同的共生共存共享的多民族国家结构。”[23]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各民族认同和尊崇的安身立命之本，是各族人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需要。所谓巩固多民族国家共有精神家园抑或民族精神共同体意识，说到底就是要从根本上解决人们思想观念中的国家认同、中华民族认同问题。人们思想观念中的国家认同和中华民族认同，是涉及到国家固本强基的软实力问题，软实力是现代民族国家真正强大的重要标志。人们只有“通过对国家构建的文明基础、宪法精神以及国家构建的制度路径、理论路径、实践路径等的理论认知，才能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有着清晰的观念，才能生成具有深刻认知逻辑（理论自觉）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4]当下尤其需要通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有意识地构建新时代的民族共同体精神。不可否认“历史记忆是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资源，民族意识发展的一个普遍现象就是民族成员不断再生产本民族的历史，以凝聚或重构本民族的集体记忆来适应社会现实。”[25]因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不仅需要强化国民国家凝聚力精神纽带的功能作用，而且还要强化党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全面领导。“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26]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党领导全国人民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史无前例的“中国奇迹”，各族人民经历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在稳步前行。未来需要进一步巩固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尤其需要增强人们有关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的历史记忆。“最关键的是搞好民族团结，最管用的是争取人心，要高举各民族大团结的旗帜，坚持绵绵用力、久久为功，把加强民族团结作为战略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来抓”[27]。
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体系构建。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起，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全人类谋进步”作为历史使命扛在肩上。中华民族这个统一的、稳定的民族实体，经历了从自在阶段到自觉阶段、从多元一体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蜕变进化过程。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体系的构建，需要清醒地认识到“从理论到实践，从历史到现实，从现在到未来，从内涵到外延，从宏观到微观，从具体到一般的分层次、多角度、全方位的研究是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28]。各族人民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主体，都是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体系构建的主体。学界关于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体系路径探讨的成果比较多，然而这些研究成果还比较分散，各种路径之间缺乏内在的逻辑联系。迫切需要在今后的研究中，增强制度建设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在契合性，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推向细化和深化；要通过批判、借鉴、吸收国外相关研究成果，为我所用提升我国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民族法是基于公平公正原则制定的、调整民族关系、处理民族问题的法律，民族事务治理必须遵循公平公正原则和相互尊重原则，法治化的关键是要提高立法和执法质量，使法律法规具有公平性、科学性和可操作性。社会治理和民族事务治理必须体现人民性、以人民为中心，让更多的社区居民和社会公众参与到社会化治理活动中来，发挥从下到上的主体性、积极性和主动性。只有这样，整个社会共同治理和国家共同体建设才能实现预期的目标。
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全球共同治理体系建设。习近平以对国情和世界发展格局的深刻洞察为基点，聚焦中国和世界面临的中心任务，提出在加强各民族相互交往交流交融的同时，对内致力于解决国内的民族问题、实现共同繁荣发展，对外从人类命运共同体视角处置和解决国际关系问题。基于人类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习近平在第70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强调：“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29]共同治理体系建设“契合人类共同发展的美好前景，继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大同思想，包括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它也巧妙地把中国梦与世界梦相衔接，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赢得了人类道义的制高点。” [30]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立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推动全球化治理的远大目标，在国际上提出了许多对全球治理现代化具有引领作用的政治主张，如“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人类的共同价值”[31]的是重大理论创新。和平与发展总是互为条件、互相促进的，公平正义历来是和平与发展的基础，绝对不能把世界的长期发展建立在一些国家越来越富裕，另一些国家越来越贫穷的不公平、不公正的基点上。只有逐渐破解世界当下面临的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和发展赤字，“才能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让世界真正形成和平、发展、共享的局面，真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32]党和政府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是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共同创造人类美好未来的当代实践，指明了人类社会加强团结、推进合作、开创未来的前进方向。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了国际格局调整，世界进入了激烈的动荡变革期。中国政府秉持“天下一家”的理念，对全球公共卫生事业尽职尽责，生动诠释了“为世界谋大同，为人类谋发展”的大国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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