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出版社要有本位思想：
也就是出版社时时刻刻要有以自我为主的思想与政策，并切实抓好落实。不能国家把出版业推向市场了，只要是有合规合法的代理出版公司要书号就万事大吉，至少要做好监督管理工作，不然最后砸的一定是自己的牌子。因为作者与读者的眼睛是雪亮的，也就是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文章或作品的内容如何？文字的差错率是多是少？代理公司是不是挂羊头头卖狗肉？甚至是不是在胡作非为呢？等等一系列问题，都会关乎出版社的名誉，出版社有这个责任要严格把好关，千万不能忘记了自己的职责。
第二，真正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现在，上至中央与国务院，下至行政村、居委会都在强调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们作为国家主要精神产品的发现、选择、展示与推出单位，更应该心系人民，送去优质的精神食粮。我们作为国有出版单位，不能给老百姓独霸（独家经营）的感觉，更不能高高在上地当老百姓的文化或文学的官老爷，要真正用好我党与政府给与的特权，才能上对得起党与政府，下对得起作者与读者。反之，不尽职尽责，早晚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第三，把国家相关部门批的书号自己多留下一些：
这样才真正是发挥了国有出版单位的主体作用，然后可以多条腿走路，一是认真对待主动投来的书稿，这一类书稿多是作者用血汗写出来的，可能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就需要出版社帮助修改与提高；二是让各级文联与文化单位推荐基层作者的书稿，当然文联领导也不能借机中饱私囊，一定要多推荐来自基层的书稿；三是广而告之，昭告天下，比如准备征集某类书稿，可以利用多种媒体来宣传。如此来做，从中一定可以挖出金子来，而且是闪闪发光的金子，是弥足珍贵的金子，关键是我们的出版社要善于发现，要不怕下功夫，要尽心尽力做好各项服务工作。
如果只是一味地出卖书号，还要我们这些出版社干什么呢？按老话说，就是六个用手指头挎痒痒——多一道子，政府除了保留少量必要的出版社，其它的不如统统砍掉算了。我想政府有关部门是不会反对我这样反问和比喻我们出版社的。
第四，切实履行职责，真心关注基层作者：
上一点已经提到，这里特别强调一下。我们出版社不要老是盯着著名作家、已故知名作家与外国的大作家、大学者，不然我们的作家就要出现断层，至少某一时段的作家会减少。再说著名作家、已故知名作家与外国大作家最初也都是从一般作者开始起步的，更何况我们的出版社就应该兼有发现与扶植新人的职责，而且是一项重要职责。不少出版社在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很快淡忘了，甚至是放弃了这一职责，实在是不应该。
当年，鲁迅先生在百忙中，还抽时间帮助青年作者改稿出书，我们反而蜕化了吗？如果不能正常履行职责，就是失职渎职，再往重里说，就是犯罪，犯扼杀人才之罪。不过，好像我国还没有这项罪，要不然还真可能会有一些人被定扼杀人才罪。这种文化或文学的渎职行为，严重地影响了我们对文化与文学人才的培养与挖掘，严重地影响了我们的文化与文学事业的发展，危害是不应该轻视的，也真是不能再轻视下去了。套用大科学家钱学森的一句世纪之问，也可以说，我们当代为什么出不了真正杰出的大作家呢？答案（原因）之一就应该在这里。
第五，重视多媒体的冲击，借鉴多媒体的做法：
我们的多媒体在不少方面已经超过了正规的出版社，甚至把出版社远远地甩在了后面。也许有不少人认为我说的话危言耸听，故意夸大其词，但至少是多媒体已经拥有了更多数量的读者，发现并扶植了好多草根作者与作家。我们出版社拥有更好更多的的资源，怎么就不能走在多媒体前面呢？只能说明我们出版社的所为不够积极主动。
改革在步步深化，就一定会永远养着一大批不作为的出版社吗？多媒体已经帮我们敲响了警钟，我们还要继续掩耳盗铃吗？多媒体已经做出了表率，我们的出版社应该谦虚地向多媒体学习，找出自身存在的问题，勇于改错自新，才是最好的选择，才是最聪明的做法，才是真正的心系人民，才能有更美好光明的未来。
第六，提高自身水平，做名符其实的编辑：
我不是太清楚现在出版社的选人与用人机制，只是不知为何极少见到高水平的编辑？也许是我孤陋寡闻。作为编辑、副总编辑、总编辑、社长的天职是什么？不就是发现、挖掘和培养、推出写作人才及其作品（书稿）吗？解放之前与解放初期，出现了一大批的出版家，如叶圣陶老先生曾担任过多家杂志社与出版社的领导，亲自审稿、改稿，推出与培养了不少作家与学者。我们当代的编辑与编辑管理者更应该增强责任意识，提高自己编辑水平，尽心尽力地服务好作者与读者，才能对得起编辑、副总编辑、总编辑的称谓。也就是要当好伯乐，发现与推出更多的千里马。
啰里啰嗦写了上面六条，不知妥否？好在我们的先人大思想家朱熹说过“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刘春来）
（作者：刘春来，在公开发行的报刊及网络等媒体，发表散文、小说、杂文等近60篇，出版散文集一部。另有6部散文集、1部小说集和2部电影剧本、1部节目剧，加上其他稿子，共约110万字，待出版、待拍摄或待修改。）
